百年潮丨马洪与1960年代经济调整的几件大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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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年潮丨马洪与1960年代经济调整的几件大事

韩钢新三届 2019-01-05

曾经参与“七千人大会”文件起草

原题

马洪与1960年代

经济调整的几件大事

作者：韩钢

原载《同舟共进》2016 年12期

1960年代初期，马洪在国家经委工作，担任政策研究室负责人。正值“大跃进”导致异常严重的后果，中央终于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。马洪参与了调整的几件大事。

北京第一机床厂的调查与“工业七十条”的起草

“大跃进”期间，“破除迷信”，工业企业大破规章制度，许多必要的章法被废除，一度出现脱序和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，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：生产指标难以完成，产量大幅度下降，产品质量不高，设备损坏，事故频繁，人心涣散，工人流失。严峻的形势迫切需要采取重大步骤，迅速把这种困局扭转过来。整顿企业、加强企业管理成为调整经济的重要内容，制定一套工业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便成为了当务之急。

中国的工业企业管理基本上是沿用苏联的老套套。这些老套套，有些对中国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，有些却存在很多缺陷。这些缺陷主要是把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国家计划，以行政手段管理企业，忽视了经济手段的调节。政府未能根据社会化大生产的情况，形成一套适合国情、符合经济规律的管理经济的办法。这导致中国经济在1950年代初期基本恢复后的更大发展，特别是“大跃进”对工业企业造成了极大损失。

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总结“一五”时期以来特别是“大跃进”以来的经验和教训，考虑制定一个国营工业企业管理的条例。1960年底开始，分管计划和工交口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，亲自组织和领导了对北京十个工厂和单位的系统调查，选定北京第一机床厂作为重点，由他直接主持。马洪被指定参加了这个调查组。

北京第一机床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铣床制造厂，基础很好，但在“大跃进”运动中却发生不少问题，在大型工业企业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。李富春确定解剖这只“麻雀”，以便找到整顿企业工作的妥善办法。1961年元旦过后不久，国家经委、国家计委、第一机械工业部、中共中央党校、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中共北京市委组成调查组，由马洪带队，对该厂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。

调查组入厂后直接深入生产第一线，和班组工人们打成一片，一同劳动，一同吃饭。他们与工人相互谈心，直接倾听广大工人和基层干部的迫切呼声，为调查的展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调查组首先选择有代表性的两个生产组和一个工段、一个重点车间进行调查，而后扩展到全厂范围。调查既是由点到面、逐级进行的，又有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，力求做到纵横结合、全面系统。

他们不但调查工厂的历史，而且着重调查它的现状。凡是企业中需要弄清的情况和解决的问题，如建设规模、人员状况、管理机构、生产技术、财务计划、产品品种和质量、工具制造和管理、物资供应和销售、财务和成本、工资和奖励、企业管理体制、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、“两参一改三结合”、劳动竞赛、技术人员状况和技术政策、职工的技术文化教育、职工生活和职工家属工作、思想政治工作等等，都做了细致的了解和研究。

调查组详细询问了职工的工龄工资、家庭婚姻甚至每月粮食定量是多少、够不够吃等问题。这样“摸底”，调查组了解到了很多具体情况：有的老工人由于文化低，提级很困难；有的行政干部由于怕荒废业务，不愿意脱产；有的青年女工由于结婚生孩子，而厂里没有宿舍和幼儿园，政治和业务的进步都受到影响……调查组成员同群众促膝谈心，体会职工的疾苦，群众乐意同他们交心，在座谈会上也愿意说出心里话。

在调查过程中，马洪和调查组多次召开座谈会，分别征询老工人、青年工人、女工、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室干部、车间和厂级领导干部的意见。会上，调查组以平等的语气讨论，鼓励每个人把话讲完。遇到意见分歧的时候，比如：在建设布局的问题上，究竟新建的重型铸工车间是上马，还是暂停？比如：在产品方向问题上，到底是以老产品铣床为主，还是以新产品重型机床为主？……调查组从来不轻易表态，坚持一切正确结论产生于调查末尾的原则，坚持多谋才能善断的方法，两利相权取其重，两弊相权取其轻，同厂里的干部职工再三商议，提出意见。

在深入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，调查组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改进建议。调查组提出，工厂的生产要合理地确定产品的方向。向高大精尖进军，是长远的方向；从当前的实际出发，则首先要调整好现有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，填平补齐。重型铸工车间和重型加工车间的建设，目前力所不及，应当推迟，尽早下马可以主动，勉强上马反而被动。

调查组还建议，应当把节省下来的一部分财力、物力，用来解决职工生活方面的急需，解决像食堂、宿舍这些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。调查组进一步建议：要使厂长有职有权有责，不能什么事都由书记说了算，只讲党委领导，不讲厂长负责；企业不能一年四季搞运动，一切运动都要服从生产；生产不能一年四季搞突击，一定要做好经常的生产技术准备工作，宁可降低生产指标，也不能每个月都打被动仗；在工资奖励方面要克服平均主义。这些建议被该厂采纳后，产生了显著效果。

6月，调查组结束在北京第一机床厂半年的调查。中央书记处决定以此为基础，起草《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（草案）》。6月17日，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，把这项任务正式布置下来。以北京第一机床厂调查组的部分成员为基础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组建了一个工作组，带着经委的马洪和董峰、计委的梅行和廖季立、人民日报社的张沛等，一机床厂的调查材料及5月国务院召开的工交工作座谈会材料，到东北的一些国营工厂再做调查。在沈阳，他们在沈阳第一机床厂、重型机械厂等单位，一边作调查，一边讨论有关问题，同时起草条例。历时半月，完成条例草稿的起草。

工作组还辗转到哈尔滨、长春等地，多次召开座谈会，听取企业领导、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意见。基层干部职工反映：许多企业里的问题都不是企业自身造成的，而是上级领导决定造成的。例如计划是上面下达的，生产指标是上面规定的，原材料供应也是上面安排的。生产建设上的瞎指挥，许多来自上面。外部问题不解决，企业内部的生产秩序即使整顿好，企业工作还是搞不好。

根据调查获得的意见，工作组不但了解企业内部的问题，而且了解到企业外部的问题。经过反复修改，工作组写出初稿，题为《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（草案）》，共15章，80条，送交中央书记处。8月11日到14日，邓小平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，讨论“条例”草案。会议最后把草案归纳为70条，分10章。10章分别是企业管理的十个方面：计划管理，技术管理，劳动管理，工资、奖金、生活福利，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，协作，责任制度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，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，党的工作。“条例”前面又加写了一个序言，约25000字。

书记处会议通过的“条例”只是初稿，随即提交8月23日在庐山开幕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。在会上，多数人认为这是一个好文件，对于兴利除弊、整顿工业企业、搞好企业管理十分必要。有了这个条例后，工业企业的工作就有章可循了。也有人持不同意见，认为“条例”写厂长负责制方面很突出，而党的领导方面则不突出；写按劳分配、物质奖励方面很突出，而对政治思想方面则不突出；写责任制方面很突出，而群众运动方面则不突出；写厂长负责制方面是连贯的，一气呵成的，写政治挂帅方面则是点滴的，不连贯的；写强调科学方面很突出，对解放思想、破除迷信则不突出。对“大跃进”的正面经验总结得不够，肯定得太少等等。还有人担心，实行这个“条例”，又将回到“大跃进”以前的老路上去。

中央书记处认真研究了会上的不同观点，凡能吸收的意见都尽量加以吸收，并对“条例”初稿再次作了修改。尽管如此，仍然有人不肯表态。最后，田家英出了个主意：在颁发“条例”的同时，另写一封指示信，全面论述“大跃进”的成就，既体现当时思想上的共识，又对制定这一“条例”的目的、意义和重要内容进一步加以说明。中央书记处采纳了这一建议，指定由田家英组织人员起草指示信。9月17日，毛泽东批示：“指示及总则已阅，很好”，圈掉了“管理”二字，最终定稿题为《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（草案）》。草案经讨论通过后，由毛泽东签发。这就是著名的“工业七十条”。

“工业七十条”是我国国营工业企业管理的第一个总章程。它的出台，对于贯彻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方针，纠正“左”的错误，提高全国工业企业管理的水平，把企业引向健康的轨道，起了重要的指导和规范的作用，在全国工业企业中普遍实行，收到良好的效果。虽然由于“文化大革命”，“七十条”的实施被迫中断，但它是中国试图走出一条自己的工业企业管理道路的有力探索。

马洪作为北京第一机床厂调查组的负责人和“工业七十条”的起草人之一，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。在这期间，为了更好地阐述和贯彻“七十条”，他对中国企业管理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，批判地吸收苏联以及西方国家企业管理的经验，为摸索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企业管理体制作了极大努力。事后，他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人员协作，主持编写《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》一书，从理论上探讨了我国工业企业管理的问题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以后，“工业七十条”和马洪主编的《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》一书，都作为鼓吹“一长制”和“业务挂帅”、“利润挂帅”，反对“突出政治”和对抗毛泽东思想的“大毒草”而遭到了批判。然而，据薄一波“文革”后的：“小平同志后来告诉我，毛主席直到逝世前，身边还放着‘工业七十条’。”

参与“七千人大会”文件起草

为使国民经济走出困境，中共中央于1962年1月至2月，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。中央和中央各部门，各中央局，各省、地、县的领导干部，以及一些重要厂矿、高校和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到会，这就是著名的“七千人大会”。

“七千人大会”最主要的文件是中央政治局的报告。1961年12月下旬，马洪到钓鱼台宾馆参与这个文件的起草。当时中央还没有确定由谁在大会上作报告，陈伯达被毛泽东指派主持文件的起草。马洪到达钓鱼台时，田家英、梅行、何均、柴沫、陈其群等人已在起草小组工作，胡绳、吴冷西、邓力群有时也参与。陈伯达主持此项工作，文件都是由陈口授，参加工作的人员做记录，再由陈伯达本人修改成稿。陈伯达主笔的稿子脱稿以后，刘少奇、邓小平直接指导文件的修改。1962年1月上中旬的十多天里，刘少奇上午到会，邓小平下午到会，对稿子提出各种意见，最后把原稿推翻了。

在刘少奇、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，田家英、胡绳和吴冷西负责文件的重写。胡绳写政治部分，吴冷西写经济部分，田家英写党的部分。写作组后来还增加了赵汉、张沛、杨波等人，连同原有的工作人员，分属胡绳、吴冷西、田家英管理。马洪先是参加经济部分的起草，与梅行一起，帮助吴冷西写关于经济工作的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部分，后来被调去陈伯达处做记录，记录由他口授的关于经济总结的部分。这一部分是经过毛泽东的要求补写进去的。

刘少奇、邓小平两人的工作方法不同。刘少奇有什么指示，都直接找胡、吴、田三人，分别面谈，然后再由这三人分别传达给有关的参加文件起草工作的人员。马洪所听到的刘少奇关于文件起草的讲话，大都是经吴冷西传达的；也有一些是由吴冷西传达给梅行，再由梅行转告给马洪的。

刘少奇对文件起草的基本意见是：

（1）总路线是站在群众之上，命令群众，形式主义地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。不是由人民群众实事求是地去鼓足干劲，切切实实地力争上游，而是由少数干部站在群众之上，命令群众形式主义地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；是只注意多快，不注意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。总路线浪费了群众的干劲，这几年浪费了群众的许多干劲，是一个很大的错误。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受了严重的挫折。

（2）三年大跃进，出现了“马鞍型”。没有增产，吃穿用没有增加，反而减少了。这几年提出过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与基本建设指标，进行了许多不适应的“大办”，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等等，都是缺少根据和没有根据的，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作风。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过高，基本建设战线太长，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的不协调现象，比例失调。大跃进只注意多快，不注意好省，不注意品种质量。这些事情英国人懂得，日本人懂得，就是我们不懂得。

（3）人民公社搞早了。当时不办，也许好一些。人民公社的“一大二公”，现在还不大明显，还看不大清楚。

（4）这三年好像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一样。这几年发生的许多错误，使全党的干部、党员，以及大多数人民，都有了切身的经验，都有了切肤之痛。饿了两年饭。

（5）这几年的问题，决不是一个指头、两个指头的问题，至少是三个指头或者是四个指头的问题。有些省市是倒四六，倒三七，甚至九个指头都烂了。像河南、甘肃、安徽、青海等省算不算犯了路线错误，大家可以议论，我看就是犯了路线错误。这个问题，可以由各省委、地委、县委讨论，作出一个初步的判断，第二年、第三年、第四年以至第九年还可以再讨论，再判断。

（6）这三年是三分天灾，七分人祸。湖南的一个地方，农民说，是三分天灾，七分人祸。你不承认，人家就不服。全国有一部分地区错误是主要的，成绩不是主要的。

（7）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应反左，结果反右，犯了错误，斗争错了人，应当平反。彭德怀那封信，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。这几年重复了党的历史上残酷斗争、无情打击的错误。反对毛主席，只是反对个人；公开反对三面红旗，不为反党；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人，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的，就可以翻案。

（8）现在是非常时期，要有非常措施。现在要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，反对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。

（9）恢复法制。过去几年犯错误，下面干部无法无天，就是因为没有法制。

邓小平则把稿子集中起来，让人一部分一部分地读给他听，读到哪一部分，就吸收有关的起草人员参加。邓随听随发表意见，在某一部分读完以后，再综合发表意见。邓要求当场按他的意思将稿件改写出来。马洪听到的邓小平的讲话，中心是强调集中统一，反对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。

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意见都写入了后来刘少奇在“七千人大会”上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。刘少奇的意见，是由吴冷西、胡绳、田家英等从刘少奇处亲自听说之后写进文件里的。吴冷西曾说过，听了刘少奇的那些讲话以后很开脑筋，可以放手写稿子了。

经过刘、邓十多天的“督战”，稿子完成，送交毛泽东审阅。据田家英说，毛看了刘、邓领导重写的稿子后非常不满，指示要很好地总结过去工作的经验，要增写民主集中制，作为报告的一部分。毛泽东还指示，要组织一个起草委员会，重新起草文件。由彭真、谭震林、薄一波、陆定一、李井泉、陶铸、刘澜涛等及胡绳、吴冷西、田家英等组成起草委员会。起草委员会不在钓鱼台工作。

据马洪记忆，稿子起草过程中，几位具体起草人员有时会交换一些意见。在吴冷西的房间里，讨论过如何集中统一的问题。邓力群和梅行认为，这几年经济工作没有搞好，主要应由计委的李富春负责，同时赞扬陈云。吴冷西也赞成这种看法，认为尽管前几年陈云的“反冒进”意见受到毛主席的批评，现在看来陈“紧缩”的主张还是正确的。田家英认为，农业上谭震林也难辞其咎。马洪则认为应从组织领导的形式上来考虑，过去中财委统一管理财经工作，现在多人分工，各搞一摊，主管计委的李富春尽管是管综合的，但因为工农财贸文教各有负责人分工，让李富春和计委统一管起来，也有难处。是否应在中央要有一个统一领导财经工作的机构，像过去的中财委那样？有人赞成这种意见，也有人不赞成。有人认为还是由谁来挂帅的问题，这实际上是主张由陈云来挂帅。这个意见反映到周恩来那里，周说现在情况变了，再搞中财委不适当。

“七千人大会”实际上基本否定了“三面红旗”。陈云虽然没有接受毛泽东让他在会上讲话的建议，却在不久后的“西楼会议”上，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“伤筋动骨”调整的意见。同年6月，陈还进一步提出“分田到户”的主张，以解决农业的困难。

东北工业的调查和西北农村“单干”的调研

“七千人大会”之后，毛泽东退居“二线”，刘少奇在中央“一线”主持工作。为了进一步总结“大跃进”的经验教训，搞好调整，中央指派一些干部去基层作调研。马洪和计委的廖季立受陈伯达指派，于1962年4-5月间去东北地区，了解工业恢复和调整情况，特别是了解恢复和调整需要多少时间，需要具备哪些条件。

马洪、廖季立在东北调查了鹤岗煤矿、抚顺煤矿、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、鞍山钢铁公司等企业。根据各企业说明的情况和提供的材料，经过研究分析，马洪、廖季立认为这些单位生产恢复和调整的时间，各有不同。有的要两年（长春汽车厂、鞍钢），有的要三年（抚顺煤矿），有的要四年（鹤岗煤矿）；抚顺的西露天矿，如果全部停产，集中精力做剥离工作，需要一年半时间，如果边生产、边剥离，按当时的条件，则需要八年。

5月间，廖季立、经委的张磐和马洪又受陈伯达指派，到西北做工业恢复和调整的调查，还顺便了解一下青海湟中、甘肃张掖和陕西三原三个县的农业生产情况。

农村政策的调整是1960年冬开始的，经过一年多时间，有了一些初步效果。但是局面尚未根本好转，不少地区情况依然严重，有些地方甚至还在继续恶化。马洪在西北三省调查，就发现那里的粮食生产还在下降，农民口粮依旧匮乏，不少人还在饿肚子，许多农民和基层干部呼吁实行单干，以渡粮荒。马洪把了解的情况整理成材料，送交两位中央领导人和国家经委党组，并写了一封信。“文革”初期马洪受到批判，被强令作自我检查，交代了这封信。经过“文革”这封信保存了下来，基本内容如下：

“从这三个地方农业生产的情况看来，目前粮食的产量还在下降，牲畜还在死亡，生产下降的趋势，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。

“这三个地区，过去都是产粮区，而现在都严重减产，同过去最高年产量相比，有的减产一半（三原），有的减产将近四分之三（湟中、张掖）。

“由于农业减产，而粮食的征购又过多，农民吃不饱，意见很多。要求单干的呼声，相当普遍。许多农民认为单干可以使粮食增产，可以不饿肚子。

“根据陕西省的一些负责同志反映：目前有的社队，约有百分之七、八十的人要求单干。有些县和省的负责干部也提出：允许农民单干，可能是较快地恢复农业生产的一种办法。

“在这方面，有以下一些议论：

“一种议论是：由于各个地区经济条件不同，农村的经济组织可以有集体、半集体、单干三种形式。在集体经济内部，也可以有较高级的和较低级的不同形式。

“持这种意见的人，主张如下：

“（1）凡是有一些现代化的农具，拥有一些真正受益的水利工程和排灌设备，群众确实感到从集体经济得到了比单干较多的好处，因而赞成继续办下去的生产队，一定要坚决地帮助他们巩固起来，更好地发展生产。

“（2）多数社员要求单干，但是，由于耕畜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严重不足，这些东西，仍然需要保持公有公用，因而耕地种地，也需要集体进行。但是，在地种完了以后田间的经营管理工作，可以单干，也可以自愿结合，实行互助合作。这种形式，就是所谓“半集体”的形式。

“（3）对一些坚决要求单干的农民，也可以采取如下的办法：土地集体所有；牲畜分户喂养，以私养为主公养为辅；有些大农具（如犁杖等）也归私有。土地的耕作，可能有某些换工互助，但基本上是个体经济。属于私有的耕畜、农具，谁使用谁付给所有者一定的代价。

“另一种议论是：把现有的生产队再划小一些（现在陕西省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，平均有二十五户到三十户，可以考虑再划小到十户左右）；或者在现有的生产队下面，分作业组，包产到组，或者以作业组为单位进行经济核算。”

据当时一同参加调研的张磐回忆，在青海湟中县，有一条稀罕的“倒淌河”。以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形地貌特征，河流大都是由西向东流淌，最后归入海洋，这条河却是一个例外。当地人士特地向马洪等人介绍了这一奇景。马洪登临日月山，远眺河流蜿蜒西去，终汇入青海湖，甚不寻常，心有所感，提笔写下这样一段文字：青海湟中一奇河，九天落地向西折。世人皆知东流水，无缘见识倒淌河。（大意）

田家英当时是主张实行“包产到户”的。马洪发出西北农村调研的信件不久，大约这年初夏，田家英约请马洪参加了一个座谈会，约有十来个人参加。田家英在会上以他在湖南的调查为依据，作了系统发言，说明当时农村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不相适应，主张分田到组到户。田家英说，他的这种意见已经得到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支持。会上还有人举出安徽曾希圣“包产到户”的例子，来支持田的意见。

马洪介绍了在西北三省的所见所闻，提出了他的意见，即能办好的要继续办下去，核算单位过大的要适当划小，实在办不下去的，也可以考虑包产到组到户。不料想，陈伯达收到马洪的报告后，对马洪的意见和建议提出了批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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